中国“老漂族”生存现状(记者调查)

浙江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信谊社区“老漂族”俱乐部开展活动。陈朝霞摄

  5月9日,北京朝阳区某中心小学门口。下午4时20分,放学时间到了。两位老人跟随人群进入学校大门接孩子。几分钟后,奶奶背着书包,爷爷拉着孙子的手走出校门。来到一辆套着灰帆布的三轮车边,爷爷骑车,孙子坐后座,由于位置太小,奶奶没有跟随上车,而是用东北口音招呼老伴:“赶紧走,音乐课别迟了”,看来爷孙俩还要赶个场子。孩子奶奶告诉记者,他们来北京照看孙子已经4年了。校门口,熙熙攘攘的接孩大军中,操着各种口音的老人占了多数,银发垂髫相伴回家成了普遍场景。

  在中国,像上面这两位东北老人一样的随迁老人还有很多。本该在故土安度晚年的老人们,为了帮助子女照顾晚辈、操持家务而漂泊异乡,媒体将他们称为“老漂族”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,中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,占全国2.47亿流动人口的7.2%,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比例高达43%。那么,他们在异乡过得好吗?他们对中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什么新要求?记者为此进行了相关调查。

  天伦之乐与社区“隐形人”

  贵州贵阳,一座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西南新兴城市。陈阿姨是这个城市里醒得较早的一批人。每天早上5时,64岁的陈阿姨就起床了。简单洗漱后,她迅速前往附近菜场买菜;半小时后,开始准备早餐。她需要记清楚,孙子不喜欢吃面条,儿媳不爱吃香菜。7时30分前,她必须把孙子送到幼儿园,11时接回家吃饭,下午2时送回幼儿园,两小时后再接回来。上午,陈阿姨要准备孙子的午餐,傍晚还要准备全家人的晚餐。这是孙子上幼儿园期间陈阿姨每天的固定日程。

  3年前,从贵州省兴义市一所小学教师位置退休后,陈阿姨来到贵阳帮着儿子照看孙子。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,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,陈阿姨“累并快乐着”。

  在北京市朝阳区南太平庄社区居住的马阿姨最近心情则很差,屡次想带着孙女回东北农村老家,却说不出口。2年前,她来到北京帮儿子一家照顾孙女。由于不会说普通话、不识字,在这里,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、儿媳;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;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……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,但对马阿姨来说,都是陌生人。只有面对8个月大的孙女时,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。

  孩子们回来后,马阿姨常常感到很失落,“他们回来后,要么看电视、玩手机、逗孩子,要么还要忙工作。我理解,他们白天累了一天,不想说话很正常。”

  在北京市朝阳区、丰台区等地走访调查期间,记者发现,缺少朋友、想家、孤独、不适应,成为很多随迁老人的共同特征。由于没有本地户口,医保报销困难,一些“老漂族”甚至不愿意去医院看病。《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(2016—2017)》指出,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,加上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,随迁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,甚至鲜少出户,成为社区中的“隐形人”。

  “‘老漂族’正处在‘半城市化’过程中。”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,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人口处在流动、分离和聚合的巨大变动中,随着迁徙人口的定居化和家庭化,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作为“从属人口”也卷入迁徙人口的大潮中。城市“老漂族”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,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——人户分离,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。

随迁老人在河南郑州市郑东新区体育公园便民服务中心跳舞。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摄

  “连根拔起”与“融入难”

  3年前,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、中级社会工作师苗艳梅,带着学生在北京市昌平区C社区开展随迁老人社会融合服务研究。调查发现,这些随迁老人均来自外省市,其中农村、乡镇占了一半,照顾晚辈的占70%。他们对北京的好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够家庭团聚、交通方便和“首都光环”,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、语言交流、风俗习惯、人际交往等方面。